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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日軍普通官兵的這種畏懼心理，我軍化裝成日軍憲兵后發動奇襲的各種戰例，在華北敵后戰場上是不罕見的，例如：1942年5月，面對日軍發動的“蓖梳式清繳”，山西省定襄縣基干游擊大隊一中隊在大隊長樊金堂率領下，“化裝成日本憲兵進入定襄城，大鬧偽警備隊、商會，火燒偽合作社倉庫，迫敵抽兵回援。”（見《定襄文史》2005年第3期）。1943年8月，河北省定縣著名民兵英雄郝慶山率幾名民兵戰士，趁著縣城車站附近炮樓里的偽軍到城里洗澡，只剩下四個偽軍看守，化裝成“憲兵特務隊”的特務，一舉俘獲了留守的偽軍，繳獲了六支長槍、八十枚手榴彈、八百八十發子彈、一部電話機和三個鋼盔（見《定州市文史資料》第3輯）。1943年秋，八路軍太行五分區武工隊隊長郭興和3名武工隊員“化裝成新鄉來的日本憲兵隊，大搖大擺地燒了日本人的糧倉”（見《新華每日電訊》2005年8月24日7版的采訪）。1943年冬，山西省榆次縣一帶的我武工隊員化裝成日本憲兵，奇襲附近的祁縣賈令鎮，經過一番戰斗“打死打傷偽軍三十余人，俘虜敵偽軍政人員近百人”（見《榆次風雷》，榆次黨史辦編）……

化裝憲兵開展的拔炮樓戰斗，中方史料中也有記載。八路軍太行軍分區就曾有一次奇襲山西漳河南岸的襄垣縣涼樓碉堡，即采取了化裝成日軍憲兵的方式。筆者綜合《山西抗日群英譜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和《山西革命風云錄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）的有關記載，介紹一下這次戰斗：

這個襄垣縣的涼樓碉堡，被憲兵隊上門查崗，是習以為常的。“涼樓位于襄垣縣城南十余華里，漳河南岸的涼樓是一個交通要沖，白晉鐵路就從這里架橋通過。敵人為看守涼樓鐵路大橋，在河北岸的橋頭不遠處修筑了一個堅固的炮樓……隔幾天，駐長治憲兵隊就要來這里檢查視察一番，給護橋敵人敲一敲警鐘，崩一崩弦。”

不過，這樣的連續檢查，使得守敵對憲兵隊的出現習以為常了，且守敵又是以偽軍為主。這樣，就為我軍化裝成日軍憲兵留下了余地：

1943年冬天，李強同志偵察到涼樓碉堡只有六個偽軍和一個日軍班長在守橋，這幾個日偽軍最怕日憲兵隊去檢查。李強根據這個情況，便和獨立營幾個同志配合，化裝成長治日本憲兵隊。在一天黎明前，火車剛剛開過，李強就率領11個化裝成日本憲兵的戰士來到涼樓崗樓前面。李強用日語喊話，讓他們下來站好隊，聽長官訓話。隨由李強用日語教訓偽軍，由李太炳當翻譯，其他同志則到崗樓上收繳槍支彈藥重要物資。當同志們扛著槍支彈藥走下崗樓時，李強同志立即聲明：“我們是抗日游擊隊，你們當了俘虜了。”……

而1943年7月7日河北省藁城縣我軍奇襲偽塔元莊警察所的戰斗，其過程也和齋藤敘述的戰斗接近（只不過作戰對象都是偽軍），都是趁敵人戰備松懈，失去警惕勝和戰斗力的時候，化裝成憲兵突然出現，在敵人驚愕之際，迅速取得了戰斗的勝利：

化裝成日本憲兵檢查團的我18名縣大隊和手槍隊指戰員，氣派十足地來到塔元莊警察所，后面還跟著兩個身穿西裝革履的翻譯。警察所的東房里，杯盤狼藉，十來個偽警察還圍著殘桌撒酒風，兩個警察正坐條板凳喝著茶水在西房涼兒聊天。一見憲兵親臨視察，慌得敵人像熱鍋里的螞蟻，有的找衣服，有的找鞋子，亂作一團，來檢查的人看了好像很生氣，一個戴眼鏡的沖翻譯不知“咕嚕”了幾句什么，翻譯便對警察們說：“團長看到你們這種樣子很生氣，讓你們把槍放到院子里，進屋聽團長訓話。”敵人唯命是從，乖乖地把槍放到院子支架起來，然后一窩蜂似的擠進屋里，戴眼鏡的秦隊長“咔啪”將門反鎖了，這時，敵人才知道是中了計……

（見《藁城縣文史資料選輯》第2輯）

這種化裝成日軍憲兵后發動的奇襲，不僅發生在日偽軍兵力分散的華北城鎮鄉村，而且在日軍重兵把守的華北大城市也曾有過。北平的近郊，地下黨曾經化裝成日本憲兵襲擊了日軍的機場：1943年秋的一天中午，我北平地下黨派來的兩名地下工作人員，使用地下黨員王長林從日軍憲兵隊“駐石景山辦公室頭目”佐藤那里搞到的兩個憲兵袖章，“化裝成日本憲兵，來到西郊飛機場。混入機場后，躲過看守警衛，點燃了兩架飛機，然后揚長而去。”（見《日偽統治下的北京郊區》，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，1995年）

如果說這樣的奇襲還只是發生在大城市的郊區，我軍化裝成日本憲兵，打進了大城市的鬧市區的戰例，則更是奇上加奇了。《抗日戰爭時期天津大事記》記錄有這樣的戰例：“1944年7月31日，冀中區十分區三聯縣二聯區區小隊和手槍隊13人，化裝成日本憲兵進入天津市內，襲擊了大紅橋日軍修械所。留下十八集團軍信函一封，俘走日軍7人，獲機槍1挺、步槍10支和一些子彈。”

這座“大紅橋”是天津有名的橋梁，位于天津繁華的市區。我軍可以在這樣的地方奇襲日軍，還留下“示威”的信函，著實是讓日軍聞風喪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