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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現代快報》載：宿遷市沭陽縣男子孫誠（化名）時常酗酒，而且在酒后對妻子和子女實施家暴。今年7月份孫某酒后滋事，被沭陽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緩刑五年。孫誠醉酒鬧事已多次，以后再犯怎么辦？對此，經沭陽縣檢察院建議，法院作出江蘇省首例“禁酒令”，要求孫誠在今后的五年內滴酒不沾，一旦飲酒，緩刑就將變成立即執行的實刑。

亮點在于社會共管

肖明君（媒體評論員）：作為我國刑罰制度的一大創新，禁酒令的“最亮點”在于社會管理的創新。還是從“禁止令”說起，過去國家對于緩刑犯的管理不過是“定期匯報思想”而已，而“禁止令”為保障行之有效，則采取了社會管束機制。比如，孫誠的“禁酒令”生效后，其所在街道、居委會、社區民警、街坊四鄰等都對他實施監管，其妻女更是直接監管人。此外，檢察院也會采取專人不定期抽查和傳喚等手段，對孫誠進行監督，每次見面都會對其體內是否有酒精進行檢測。這種社會共管式的“立體監督”真有點天網恢恢了，不由得被告人不收斂。

而不得不說，社會預防犯罪是“法治中國”躲不過去的社群培育。

“首例”更應成“慣例”

木須蟲（公務員）：其實，法院的“禁酒令”是法院禁止令的一種，為了維護判決執行效果所采取的禁止措施。但一些案例動輒被冠以“首例”，充分說明宣告禁止令的運用還不夠充分，其應有社會效果與社會的期待有不小的距離。

從某種程度來說，法院運用禁止令不夠充分，與司法實踐的謹慎有一定的關聯，同時，更與禁止令宣告程序復雜、執行監管對接困難有很大的關系。禁止令真正的難點并不在法院的一紙文書，而在于司法機關司法實踐的協調勝。

法院“禁酒令”，“首例”也尷尬。它從一角度也反映出司法審判權威與執行效率的缺陷，在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中，如何進一步優化職能設置、健全司法協作機制、融合司法資源、提升司法效力，也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題中之義。只有如此，法院禁止令便不再是“首例”，而是“慣例”。

不如強制戒酒

邸永清（教師）：相對于“禁酒令”，不如對其強制戒酒。畢竟他的女兒也承認，“不喝酒的時候很好，但一喝完酒就會跟我母親吵架”。既然如此，有關部門不妨先強制把他的酒給戒了，比如要求他先進行戒酒治療，靠法律的力量迫使當事人改正不良嗜好。

否則，如果把“禁酒令”的監督權交給他的妻子和女兒，那么這無疑是一個燙手的山竽：他的妻子和女兒如果嚴格監管，很可能更加激怒他，而如果不嚴格監管，則可能使法院的判決形同虛設，既有損法律的威嚴，也無益于其家人的人身安全。

從感情上講，無論孫誠犯了多大的錯，他的家人也都不會真的愿意讓他入獄。但如果“禁酒令”執行不當，很可能釀出難以挽回的悲劇來。靠法院的強制力，先讓他把嗜酒的毛病戒掉，這也許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。

讀懂“禁酒令”的本意

符向軍（法官）：有人擔心、質疑“禁酒令”會遭遇令行難禁的“執行難”，失去法律尊嚴和嚴肅勝，其實無需多慮。因為“禁酒令”是基于“酒后家暴”的實際，法院從罪犯已取得家人諒解，需維護家庭和睦、幸福的角度考慮，尊重家人、社區、檢察機關的意見、建議，而依法采取的與緩刑這種民間俗稱“家庭官司”相配套實施的司法人勝化措施，充滿了司法的溫情和善意，重在教育預防和督促威懾，旨在矯正罪犯、挽救家庭。對緩刑人員來說，“禁酒令”更多是一種心理上的監督制約威懾機制，而非付諸實踐的執行和懲罰，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，警示預防作用大于制裁懲罰作用。無論是家人、社區還是司法機關，都希望借助“禁酒令”達至教育矯正、夫妻和睦、家庭幸福的效果，使緩刑犯今后真正回歸社會，而非將其重新付諸實刑、收監關押。這才是法院開出“禁酒令”的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