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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關于黃帝都城問題是個“聚訟紛紜，幾為士林一大疑案”，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說：黃帝“北逐葷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。”《帝王世紀》關于黃帝的都城有三種說法，一是“黃帝都涿鹿”；二是“或曰：黃帝都有熊，今河南新鄭是也”；三是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，后徙曲阜”，“窮桑在魯北，或云窮桑即曲阜”。正如清錢氏《帝王世紀續補序》所說：該書“所記三代以前事，出入諸子緯候，間涉恢奇，往往出《史記》之外，足資考證”，字里行間對《帝王世紀》莫衷一是的說法提出了批評。近些年來，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開展，這方面的討論又熱了起來。《探索與發現》節目關于“發現黃帝城（都涿鹿）”似乎不甚了了；隨后又有陜西省神木縣石峁古城說（1），立刻就有人著文反駁。至今仍然是一個難以破解的謎。對此我亦有涉獵，微末之見認為黃帝的都城在徐水漕河空城古城。按著《顏氏家訓》所云：“觀天下書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黃”。我本不該于此置喙，但又想到《禹貢·發刊詞》所提倡的研究學問應當“既不承認別人有絕對之是，也不承認自己有絕對之是”的態度，還是申明己見，以便就教于高明。

　　一、關于“邑于涿鹿之阿”、“窮桑”與徐水空城古城

　　《史記》說黃帝“邑于涿鹿之阿”，可以理解為黃帝在“阿”建都。清閆若琚《四書釋地又續》認為，“古之城邑皆可謂都，莊二十八年《傳》‘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，無曰邑’，實則可以通稱。”（2）《爾雅·釋地》云：“《說文》云‘邑，國也。’是天子諸侯所居國城，或謂之邑，或謂之都，故以國都解邑也。”二者說法一致，邑、都可以通稱。

　　全面理解《史記》這三句話，阿城一應在我國偏北的地方；二應在涿鹿之野；三應離釜山不遠，或者說在阿城附近應有座釜山，可以想象不可能合符之地離都城太遠。這三者構成“阿城”地標勝的要素，是確定阿城地理位置的關鍵所在。

　　首先我們要弄清“涿鹿”的來歷及其方位。“戰于涿鹿之野”、“邑于涿鹿之阿”其地望到底在哪里？這也是一個從漢代就掙扯不清的歷史懸案。郭氏《中國史稿地圖集》、譚氏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和遼寧大學《中國古代史地圖》均標明，遠在戰國時期燕境今涿州一帶就有涿邑。《秦集史》也載明今涿州“春秋戰國為燕之涿邑”。為什么稱涿邑呢？因境內有涿水而得名。清顧氏《讀史方輿紀要·直隸涿州》云：“涿水，在州北三十里，源出保安州之涿鹿山，流至州北，又南合于挾河。”《唐土名勝圖會·順天府涿州》云：“涿水：源出涿鹿山，流涿州入挾河。原涿州之名就是因水而命名的，又稱桃水，又稱圣水，向東南流，繞大房嶺之東”。涿水之稱涿，因其流域多野豬，甲骨文“涿”字從水從豕，《說文》云“從水豕聲”。這一說法是成立的，距涿邑不遠的徐水南莊頭遺址出土豬骨較多，易縣北福地遺址出土了許多豬頭儺面，說明保定以北至涿州古代馴化野豬較早。涿邑和古慶都邑、古陽（唐）邑、古逆畤一樣，是遠古先民經過漫長的生息繁衍逐步在太行山、燕山和古黃河之間，由聚落形成古國、方國的基礎上在五帝時期設置的。到春秋戰國時期發展成為燕國的一個重要城邑，管轄著北與薊（今北京），西北與造陽（今張家口附近），南與武陽（燕下都）、桑丘（今徐水漕河），東與方城（今固安）相連的廣大地區。秦統一后設郡縣，于涿邑置涿縣，由廣陽郡管轄。而涿鹿當時尚未建縣屬上谷郡沮陽縣。到西漢時將廣陽郡改為涿郡，轄涿縣。在上谷郡沮陽縣今礬山鎮建縣，欲因獨鹿山擬建獨鹿縣，同時在今涿鹿縣城關建下落縣。方言“獨鹿”“下落”音近，為有別于“下落”而改“獨”為“涿”，稱涿鹿縣。王莽時改為“抪鹿”實際上是取“不”義，否定涿鹿之名。涿鹿山俗名獨鹿山，西漢設涿鹿縣后才隨縣名改為涿鹿山。“涿鹿之野”的“鹿”本義是“粗劣”，如“鹿車”、“鹿床”，在這兒即“涿邑原始榛莽（未經開發）之野”。所以自涿鹿縣設立2000多年以來，許多人對“涿鹿之野”的理解都不認同在涿鹿縣，而確定在涿郡一帶。從東漢經學家服虔到北朝的歷史學家魏收、唐代的歷史學家李延壽、宋代的歷史地理學家樂史、羅泌、清代的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、現代歷史學家呂思勉等等都認為涿鹿之野為涿州涿郡一帶。明清時國家設置行政機構都認定涿鹿為涿州。（3）甚至連日本公元1802年所作《唐土名勝圖會·順天府涿州》亦云：“獨鹿山：在州西十五里，《名勝志》云‘黃帝蚩尤戰于涿，即此地’”。周武王封黃帝之后裔于薊，在今燕山南麓，其依據也在于此！毫無疑問，作為“涿鹿之野”內的“阿城”也必然在古涿郡區域之內，而不會在涿鹿縣內，這是不言自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