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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既然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，便不能不受社會環境的影響。本該雅潔的學術凈土，看似繁華，實為嘈雜。然而，讀過李花蕾、張京華合著的《湖南地方文獻與摩崖石刻研究》一書，恰如一渠清流注入心田，情不自禁地想將讀后感與學友分享。

正如該書作者所言：“湖南自上古先秦號稱南楚，其文化淵源素有根底，唐宋以后，湘學、理學異軍突起，聲教廣被，故在文獻與文物上均有深厚的積累。但因文獻校勘與文物考證費時費力，研究領域尚有很大空間，成果遠遠不足。”僅就金石文獻而言，現代史學家兼金石學者柯昌泗在《語石異同評》中說：“湖湘間唐碑，宋人著錄本不為少，惜皆湮逸”，因此，對其進行收集整理并進行研究，其學術意義極為重要。

該書32萬字，內容分為兩個部分，其一為湖南古代地方文獻的整理研究，其二為湖南古代摩崖石刻的考證研究。雖然仍只涉及湖南地方文獻與文物的一部分內容，但所取得的成績已甚為可觀：

從文獻角度看，大部內容為學術界首次探討。如康熙十年本《炎陵志》為現存最早的炎陵志書，明代黃焯《朝陽巖集》為現存記載零陵朝陽巖詩文題刻的唯一一部總集，也是我國古代記載巖洞景觀和摩崖石刻較早的一部專書，均為海內孤本，自清代以來均認為失傳已久，以往從未經人著錄，該書首次加以整理。宋初陶岳《零陵總記》為記述湖南南部零陵舊地景觀名勝與文人逸事的最早一部專書，宋及明代頻見征引，后佚不見，前人輯出8條，該書共輯出36條。清代宗績辰《留云庵金石審》專門著錄永州境內石刻，又多著錄其書體風格，在金石著作中尤為獨特，單行本未見刊刻，該書首次輯校。

在文物研究方面，大部內容為學術界首次公布。如朝陽巖摩崖石刻新見唐張舟《題朝陽巖傷故元中丞》詩，刻于大歷十三年，距元結之卒僅六年，自《金石錄》錄其條目，全文孤懸洞壁迄無人見，該書據原石手跡加以著錄。宋柳應辰詩，據浯溪摩崖石刻補正三首，可糾《全宋詩》之誤。宋邢恕詩及題記，亦據石刻真跡著錄，共得十四通，可補《全宋詩》、《全宋文》。清代越南朝貢使節所刻詩，據石刻真跡著錄五首，可與新出《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》對應，并為中越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歷史物證。

我國自現代學科建立之初，王國維提出地上文獻與地下文物交叉對應的“二重證據法”，迄今仍為學術研究的主線。而金石學自歐陽修、趙明誠開創，經顧炎武、黃宗羲等人提倡，至清代大盛，至王國維而造極，一向被視為漢學研究中最高端的學問。而湖南摩崖石刻，其內容多與覽勝、宦游、流寓有關，具有較強的文學勝。如唐代古文家元結兩任道州刺史，辭官后寓居浯溪，在道、永二州前后十年，游歷則有三溪、三巖、二崖、一谷，詩文則有十九銘一頌，開創了本土摩崖石刻的先河，如此即與墓志碑銘、佛教造像石刻的勝質有很大不同。該書在前人基礎上爬梳方志，實地踏勘，以舊學融新知，進而提出“石頭上的文學史”等概念，并對“寓賢文化”的形成機制有所探討，有助于文學史、理學史研究參考。

乾嘉學派的學者反對理學末流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，走上實學考據的道路，其學術宗旨追崇漢代河間獻王劉德對待歷史文獻“實事求是”的傳統，如錢大昕自稱“惟有實事求是，護惜古人之苦心，可與海內共白”，汪中亦云“為考古之學，惟實事求是，不尚墨守”，充分表明“實事求是”既是乾嘉學派的治學特征和考據方法，更是一種學術理念。該書作者承此學風，不空談，不雷同，尤其值得表彰。

《湖南地方文獻與摩崖石刻研究》

李花蕾 張京華 著 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